“哎?”
“哎?”
“哎!”
“。。。。。。”
当白良和白露的闺蜜回到房车上,大家终于碰面的时候,彼此之间仿佛都失去了言语功能一样,搁那“哎”个不停。。。。。
主要是这三。。。
夜色再次降临,城市灯火如星河铺展。冷芭坐在书桌前,文档光标闪烁,像一颗不肯安眠的心脏。她将提案反复修改了七遍,每一个字都经过推敲,每一条建议背后都有血与痛的支撑。这不是一份简单的政策呼吁,而是一封写给未来的战书。
她提议设立独立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权益监察机构,直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;要求所有影视项目必须公示资金流向,尤其是国家扶持资金的使用明细;建立全国联网的劳务合同备案系统,杜绝“阴阳合同”和非法用工;更重要的是,她提出应立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,对打击报复行为实行“零容忍”,并启动刑事追责前置机制。
写完最后一行,她深吸一口气,按下发送键。收件人是国务院参事室、中宣部文艺局、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,以及三位长期关注文化体制改革的人大代表。附件里还附上了母亲被绑架事件的完整时间线、U盘视频的原始数据包、护工录音的文字转录稿,以及《破茧2》上映后收集到的三百二十七起行业维权案例汇总。
邮件发出后,手机震动起来。是苏婉。
“冷导,刚接到消息,《光影之城》重审案下周开庭。法院通知我们作为第三方证据提供方出庭作证。张建国要亲自去。”
冷芭闭上眼,脑海中浮现出那个佝偻着背的老场务,在片场搬器材时总爱哼一段豫剧。他曾说:“我这辈子没拍过主角,但我参与过的每一部戏,都是我的孩子。”可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,因为不肯在虚假工资单上签字,被停职、断医保,女儿也被公司“优化”离职。
“告诉他,我会陪他一起走进法庭。”她说。
挂掉电话,她起身走到阳台。春风拂面,带着一丝湿润的泥土气息。楼下街道上,几个年轻人正围着一台投影仪看电影??正是《破茧2》的露天放映会。他们举着灯牌,上面写着:“我们不是蝼蚁。”“我要签正规合同。”“拒绝潜规则。”
她笑了笑,眼角微湿。
第二天清晨,冷芭来到工坊。团队已经忙碌起来。阿凯正在调试新开发的“艺员权益守护平台”3。0版本,这个由她基金会主导搭建的数字化系统,已接入全国两千余家影视公司的人力资源数据库接口(经合法授权),能够实时监测异常解雇、欠薪投诉、高风险签约等行为,并自动触发法律援助响应机制。
“昨天晚上,平台收到了第11条求助信息。”阿凯神色凝重,“是一名十八岁的群演,刚进组三天,就被副导演要求‘陪酒考核’。她拒绝后,当天就被清出剧组,行李还被扣在宿舍。”
冷芭点头:“把她的资料推送给合作律师团,申请劳动仲裁的同时,启动媒体联动机制。我们要让每一次反抗都被看见。”
苏婉这时走进来,手里拿着一份文件:“公安部刚反馈,刘志远案牵出的新线索指向一个跨省‘洗黑钱’网络,涉及至少六家挂着‘文化创意产业园’名头的空壳公司。更惊人的是,这些公司的注册法人,全是已故人员或精神障碍者。”
“又是老套路。”冷芭冷笑,“用死人开户,活人操控,资金层层嵌套,最后流入海外账户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逍遥法外?”
她转身走向白板,提笔写下三个名字:王振国、陈启明、刘志远。
“这三个人,表面互不隶属,实则共享一套利益输送链条。周临川负责前台运作,张维民做财务掩护,而真正的幕后操盘手……”她顿了顿,重重圈住最后一个尚未落网的名字??**沈鸿远**。
“他是原文化部某司退休副司长,也是‘七人小组’最初的发起人之一。二十年前,他就开始布局这套‘影子体系’。现在其他人纷纷落马,唯独他毫发无损,甚至还在担任两个国家级影视奖项的评审顾问。”
空气仿佛凝固。
“他太聪明了。”苏婉低声说,“从不直接沾钱,也不露面。所有的指令都通过中间人传递,连通话记录都找不到。”
“但他犯了一个错误。”冷芭眼神锐利,“他低估了记忆的力量。”
她翻开一本旧日记本??那是母亲住院期间写的回忆录片段。其中一页写道:“1998年冬天,我去军区康复中心治疗腰伤,遇到一位戴眼镜的干部,姓沈。他说他是管后勤的,可以帮我报销一部分费用,但要我签一份‘自愿放弃工伤认定’的声明。我没签,后来他就再没出现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