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全集附录
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
[宋]欧阳修
臣伏见陛下仁圣聪明,优容谏诤,虽有狂直之士犯颜色而触忌讳者,未尝不终始保全,往往亟加擢用,此自古明君贤主之所难也。然而用言既难,献言者亦不为易。论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为,陈大计者又似迂而无速效,欲微讽则未能感动,将直陈则先忤贵权。而旁有群言,夺于众力,所陈多未施设,其人遽已改迁。致陛下有听言之勤,而未见用言之效,颇疑言事之职,但为速进之阶。盖缘台谏之官,资望已峻,少加进擢,便履清华。而臣下有厌人言者,因此亦得进说,直云此辈务要官职,所以多言。使后来者其言益轻,而人主无由取信,辜陛下纳谏之意,违陛下赏谏之心。臣以谓欲救其失,惟宜择沉默端正、守节难进之臣,置之谏署,则既无干进之疑,庶或其言可信。
伏见殿中丞王安石,德行文学,为众所推,守道安贫,刚而不屈。司封员外郎吕公著,是夷简之子,器识深远,沉静寡言,富贵不染其心,利害不移其守。安石久更吏事,兼有时才,曾召试馆职,固辞不就,公著性乐闲退,淡于世事,然所谓夫人不言,言必有中者也。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,增置台谏官四员,已而中废,复止两员。今谏官尚有虚位,伏乞用此两人,补足四员之数,必能规正朝廷之得失,禆益陛下之聪明。臣叨被恩荣,未知报效,苟有所见,不敢不言,取进止。
——《欧阳文忠公文集·奏议》卷一四
上神宗论王安石
[宋]司马光
臣之不才,最出群臣之下。先见不如吕诲,公直不如范纯仁、程颢,敢言不如苏轼、孔文仲,勇决不如范镇。诲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,已言安石为奸邪,谓其必败乱天下,臣以谓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,不至如诲所言。今观安石引援亲党,盘据津要,摈排异己,占固权宠。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,以决外廷之事,使天下之威福在己,而谤议悉归于陛下。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。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,安石拔于庶寮之中,超处清要,纯仁与颢覩安石所为,不敢顾私恩、废公议,极言其短。臣与安石南北异乡,取舍异道,臣接安石素疎,安石待臣素薄,徒以屡尝同寮之故,私心眷眷,不忍轻绝而预言之,因循以至今日。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,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。臣承乏两制,逮事三朝,于国家义则君臣,恩犹骨肉,覩安石专逞其狂愚,使天下生民被荼害之苦,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,臣畏懦惜身,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。轼与文仲皆疎远小臣,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、安石虎狼之怒,上书对策,指陈其失,隳官获谴,无所顾虑,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。人情谁不贪富贵、恋俸禄,镇覩安石荧惑陛下,以佞为忠,以忠为佞,以是为非,以非为是,不胜愤懑,抗章极言,自乞致仕,甘受丑诋,杜门家居。臣顾惜禄位,为妻子计,包羞忍耻,尚居方镇,此臣不如镇远矣。
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,食其禄者必任其患,苟或不然,是为盗窃。臣虽无似,尝受教于君子,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。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,安石以为贤则贤,以为愚则愚,以为是则是,以为非则非,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,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,臣之才识,固安石之所愚,臣之议论,固安石之所非,今日所言,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。伏望陛下圣恩,裁处其罪。若臣罪与范镇同,即乞依范镇例致仕,若罪重于镇,或窜或诛,所不敢逃。
——《宋诸臣奏议》卷一一五
二程子论王荆公
问:“荆公可谓得君乎?”曰:“后世谓之得君可也,然荆公之智识,亦自能知得,如《表》云:‘忠不足以信上,故事必待于自明;智不足以破奸,故人与之为敌。’智不破奸,此则未然;若君臣深相知,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?举此一事便可见。”曰:“荆公‘勿使上知’之语,信乎?”曰:“须看他当时因甚事说此话。且如作此事当如何,更须详审,未要令上知之;又如说一事,未甚切当,更须如何商量体察,今且勿令上知。若此类,不成是欺君也?凡事未见始末,更切子细、反复推究方可。”
——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八
问:“如荆公穷物,一部《字解》,多是推五行生成。如今穷理,亦只如此著工夫,如何?”曰:“荆公旧年说话煞得,后来却自以为不是,晚年尽支离了。”
“《易》有百余家,难为徧观。如素未读,不晓文义,且须看王弼、胡先生、荆公三家。理会得文义,且要熟读,然后却有用心处。”
——以上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一九
伯淳先生尝曰:“熙宁初,王介甫行新法,并用君子小人。君子正直不合,介甫以为俗学,不通世务,斥去。小人苟容谄佞,介甫以为有才,知变通,适用之。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副枢以去,范尧夫辞修注得罪,张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责。介甫性很愎,众人以为不可,则执之愈坚。君子既去,所用小人争为刻薄,故害天下益深。使众君子未与之敌,俟其势久自缓,委曲平章,尚有听从之理,则小人无隙可乘,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。”
王介甫为舍人时,有杂说行于时,其粹处有曰:“莫大之恶,成于斯须不忍。”又曰:“道义重,不轻王公;志意足,不骄富贵。”有何不可?伊川尝曰:“若使介甫只做到给事中,谁看得破?”
——以上《河南程氏外书》卷一二
明道先生曰:“必有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意,然后可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”
——《近思录》卷八
辨奸论
[宋]苏洵
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。惟天下之静者,乃能见微而知著。月晕而风,础润而雨,人人知之。事之推移,理之相因,其疏阔而难知,变化而不可测者,孰与天地阴阳之事。而贤者有不知,其故何也?好恶乱其中,而利害夺其外也。
昔者,山巨源见王衍曰:“误天下苍生者,必此人也!”郭汾阳见卢杞曰:“此人得志,吾子孙无遗类矣!”自今而言之,其理固有可见者。以吾观之,王衍之为人,容貌言语,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。然不忮不求,与物浮沉。使晋无惠帝,仅得中主,虽衍百千,何从而乱天下乎?卢杞之奸,固足以败国。然而不学无文,容貌不足以动人,言语不足以眩世,非德宗之鄙暗,亦何从而用之?由是言之,二公之料二子,亦容有未必然也!
今有人,口诵孔、老之言,身履夷、齐之行,收召好名之士、不得志之人,相与造作言语,私立名字,以为颜渊、孟轲复出,而阴贼险狠,与人异趣,是王衍、卢杞合而为一人也,其祸岂可胜言哉?夫面垢不忘洗,衣垢不忘浣,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,衣夷狄之衣,食犬彘之食,囚首丧面而谈诗、书,此岂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,鲜不为大奸慝,竖刁、易牙、开方是也。以盖世之名,而济其未形之患,虽有愿治之主、好贤之相,犹将举而用之,则其为天下患,必然而无疑者,非特二子之比也。
孙子曰:“善用兵者,无赫赫之功。”使斯人而不用也,则吾言为过,而斯人有不遇之叹,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?不然,天下将被其祸,而吾获知言之名,悲夫!
——《皇朝文鉴》卷九七
王荆文公年谱
[宋]詹大和
真宗皇帝天禧五年辛酉